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中)

2021-05-20 16:0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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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中)

——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七、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

《戚本禹回忆录》对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可见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这是一个假命题,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戚本禹把谣言造到了毛主席头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四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最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当时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试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他倒是也搞了块试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田。……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待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当年参加田家英调查组的,目前健在的只有逄先知和李学谦。他们是亲历者,第一见证人。

逄先知说:“戚本禹这段‘回忆’纯属编造,还绘声绘色地编造毛主席说的一些话,用戚的话来说那真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当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带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整顿人民公社,贯彻刚刚闭幕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压根儿就没提过什么种试验田的问题。”

“田家英带了四个人,有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和我。骆是女同志,便于向妇女了解情况。我们四个人是先动身的。到了四川,正好碰上过春节,四川省委办公厅贾主任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田家英过来以后,一起到了新繁公社崇义大队(新繁县原来是一县一社,公社体制下放后崇义大队改为崇义公社,田家英给改名大丰公社)。田家英住在公社,我们四个人各驻一个中队。我在一中队,离公社最近,便于同田家英联系。”

“我住在一中队的队部,同中队长杜云湘住在一个林盘里(就是一个居民点),窗前是一片稻田。晚上就在我住的屋子里跟几个干部开会,安排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几次去大丰,都要去看看我当年住过的房子。2011年去还拍了照片,但房子已经是破旧不堪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这个密植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接下来,农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拉着板车到成都市里去拉粪。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

逄先知说:“戚本禹是调查组成员,田家英是领导,他能不经过田家英就直接给中央写报告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给中央写报告,都是在自我吹嘘。说到去成都市拉粪,戚又把这个‘发明权’揽到自己身上。事情是这样的,大丰公社到了插中稻秧苗的时候了,可是严重缺肥,田家英十分发愁。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商得公社领导同意,号召全公社社员到成都市内拉粪,拉一车奖励多少钱,挑一担奖励多少钱。这一下子就把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长龙般的挑粪队伍川流不息,浩浩荡荡。田家英亲自带头拉粪车,更激发了社员们的劲头。不几天的工夫,肥料备足了,中稻插秧任务及时完成。说实在的,当时我对田家英这样大张旗鼓地用物质奖励的办法激发社员积极性去拉粪,心里多少有点打鼓,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的思想远远不如田家英那么解放。到成都拉粪是全公社统一行动,戚本禹那个中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他根本不提田家英,好像只是他和农民想出的办法。他说‘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如果真拉了一个月,插秧的季节早就过了。戚还说,他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别人谁也不能碰。戚本禹从未种过田,有什么本事同时耕作两亩田,这个谁会相信?”

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故事,《回忆录》里还有更“精彩”而细致的描写。他说:

“我那时种的早稻。过了几个月,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让队里安排了民兵,叫他们扛着枪日夜在我的试验田四周把守着,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去。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个稻穗都不能落下,全部都要收起来。……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等过秤的时候,我眼睛就一直盯住秤杆,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500多斤,不到600斤。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是要报给毛主席的数字,必须核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

戚本禹说的完全是假话。当时新繁县包括大丰公社种的都是中稻,根本不种早稻。队里是统一育秧的,谁会单独为戚本禹的一亩田育早稻秧?如果早稻亩产真的达到500多斤,那可是高产了。早稻亩产500多斤,加上晚稻就超过千斤了,那样,大丰公社就不是浮夸虚报,而是瞒产了。早稻与中稻在产量上是没有可比性的,当时讲四川水稻的亩产量,都是讲的中稻。中稻的亩产量要高于早稻。戚本禹强调他种的是早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和我是8月上旬离开四川的,那时中稻还在生长期,如果说种的是中稻,那就无法编出水稻的收割、过秤那些“故事”,戚本禹以为,说自己种的早稻就能自圆其说,其实顾了这一头却顾不了那一头,终于露出了马脚。

逄先知说:“说到揭开四川1958年虚报产量问题,首先是田家英起的作用。是他从大丰公社的调查中取得突破,到庐山向毛主席报告。当年田家英为查实大丰公社1958年实际产量,同公社会计谈到深夜,终于使会计说出了实话。原来公社有两本账,一本账是真实产量,一本账是上报产量,上报亩产800多斤,实际亩产580斤。田家英还亲自查过生产队的粮仓,发现粮仓也弄虚作假。虚报产量,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只大丰一个公社如此。戚本禹等三人写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由田家英报送给毛主席。戚本禹说什么毛主席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还认真看了戚种试验田的报告,这些完全是不实之词。‘真相的报告’是一个公社书记罗世发谈1958年粮食产量浮夸的问题,内容比较单纯。这样的报告,毛主席用不着看好几遍,而且根本没有印发会议。说毛主席认真看了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报告,更是无稽之谈。他没有种试验田,哪来的种试验田的报告?戚本禹批评人家搞浮夸,他比浮夸还糟糕,是无中生有。戚本禹还说什么毛主席对李井泉说:‘你看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而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地称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称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毛主席同李井泉的上述对话,完全是戚本禹编造的。”

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关于四川去年粮食产量有无浮夸的问题,李井泉同田家英在毛主席那里确实是有过争吵。在戚本禹的《回忆录》里,说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李井泉曾向他道歉。李井泉为什么要向他道歉?这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连对田家英,李井泉都没有道歉,遑论你戚本禹了。总之,戚本禹在“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像写小说一般虚构种种情节,无非是为了自我吹嘘,想让读者相信,好像揭露和纠正浮夸风,他戚本禹起了重要作用,以此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倒是可以使人看到,他在这本《回忆录》中随意编造事实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为了进一步揭破戚本禹制造的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的谎言,下面提供两个材料,一个是李学谦写的一份材料,一个是逄先知四川调查的日记(部分)。

戚本禹说李学谦种了一块试验田,李学谦在2016年7月22日写来一个材料,否定了戚本禹的说法。材料说:“(一)去大丰是调查农村情况,还是去搞试验田?我的记忆,是去调查农村情况。我们在田家英同志领导下去四川大丰公社蹲点调查,是毛主席派去的。目的在于摸清农村实际情况,遏制‘共产风’、‘浮夸风’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在大丰蹲点驻队,我在八中队,未种试验田。骆文惠在四中队,也没听说过种试验田的事。去公社向田家英汇报工作,也未谈过种试验田的事。(二)向田家英汇报工作自然地形成十天半月一次,特殊情况可以随时汇报。集中汇报多是浮夸风、社员生产生活问题、社会风气不正(如偷鸡摸狗、队干部不良作风等问题)。没有谈过种试验田的问题。田家英听了汇报之后,指示我们如何进一步了解情况,鼓励我们努力工作。我单独汇报过三次。第一次是八中队虚报产量问题,我查清后立即向田家英汇报。我看他的表情,他早已晓得了。第二次,汇报我是怎样弄清虚报产量问题的。第三次汇报是反映社员吃不饱。”

逄先知保存着四川调查的一本日记,只有1959年5月12日以后的,以前的那一本在“文革”中丢失了。所记的内容大体可以反映出四川调查组蹲点的情况。

5月12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田(指田家英,下同)主持。田:粮食问题,做两件事。(一)摸底,了解一下小社的粮食账,附带去年的粮食产量,不要怕,要敢于说话。算账要收尾,不要使群众冷下去。算账15日结束,开一个较大的会,总结。(二)同群众、干部商量一下,麦子下来,怎么吃法,可否让群众调换大米。中午,参加一中队党支部扩大会。算账中发现,去年本中队有比较严重的虚报现象,各小队的产量公布不出来,说不好公布,不知是按实产公布,还是按上边叫报的数字公布。据一中队三个小队的统计,实际产量是500多斤,上边布置的数字是800多斤。晚上,参加一排排会。

5月13日 崇义乡去年上报的水稻亩产量很有问题。一社会计刘泽云说,去年小社亩产量是510斤,后经县上开会,定为上报827斤。

5月14日 早,乡上开会,讨论贪污、算账问题。田讲话。

5月15日 继续调查一个干部的材料,先后跑了两个工厂。

5月16日 成都工学院支援崇义大队夏收夏种的一千多人,今天到达。今晚决定,从明天起,大战三天,收麦,打菜籽,19日完成。24日以前(22日小满)完成全部中稻的栽插。

5月17日 上午,跟工学院同学一起在一排割麦子。下午,天气变坏,下雨,天时很不利。今天的夜战没有干成。调查了一下这里去年的粮食产量,去年水稻亩产只有530斤,而上报的数字是800多斤。

5月18日 继续小雨,对农作物很不利。麦子割不下,菜籽打不得,秧田空不出,必影响季节。下午,在四排跟干部、社员谈改变供给制和下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除个别人,大部分人同意实行历来设想的对家庭困难的、失去劳动力的人进行补助的办法。

5月19日 上午,驻社干部会。田主持。田讲话:总结小麦生产技术经验。劳动组织问题。生活问题。丢东西问题,小偷问题要抓紧解决。下阶段整社的准备工作。准备两个代表大会。中心工作:(一)算账问题的思想工作。(二)包产落实。(三)分权,制度问题。开会步骤问题。下午,到一排打菜籽,一直打到晚八时。社员、同学干劲都很大。一个下午整整打了14多亩。其中一块九分四厘的地,收324斤。

5月20日 白天调查一中队去年水稻产量。晚,参加田召集的会议,讨论党员大会和社代会的准备工作。后天(22日)就是小满,小满过了栽秧,就发生白黍,对产量影响很大。但天时不利,小雨连绵,非影响农田季节不行。

5月21日 继续讨论大会问题,准备文件。加强到成都运粪。现钱交易。一车(200斤),白天6或8个工分,另补贴3角,晚上没有工分,补贴4角或5角(根据远近)。一挑(100斤)白天3或4个工分,补贴同上。晚上不评工分,只补贴3角或4角。解放前,粪贩子卖成都粪水100斤2.7元;解放后1955年还有粪贩子,100斤1元。

5月22日 驻社干部会,讨论供给制问题。

5月23日 今天同田到成都运粪两趟,共走100多里路。早8点半出发,晚10点多钟回来。运肥已成运动,沿路都是崇义乡的社员,有推夹板车的,有推鸡公车的,也有挑担的。昨天一昼夜就是七八万斤。

5月24日 白天,整理财务制度。晚上,开驻社干部会。生产问题,要求28日以前秧子栽完。见缝插针,种瓜种豆。

5月25日 晚,同田一起到成都运肥,因遇雨,留在成都,住永兴招待所。明天返回。

5月26日 上午,到梁家巷粪塘,粪桶不在了,下午返回。

5月28日 上午,田给工学院同学做关于公社问题的报告。今天各中队的食堂都打“牙祭”,一是庆祝夏收夏种基本结束,一是为了欢送工学院同学。这次才真正看到农民食堂打“牙祭”是个什么样子。说起来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个菜,每人半斤肉,放开肚皮吃,也只能吃到一半多,大量剩菜。今天是小满后的第6天了,因为工学院的同学支援,提前7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夏收夏种的任务。短短20天,整整换了一个季节,一望无际的田野,全部换上黄绿色的稻秧,好看极了!

5月29日 上午,同戚(本禹)、小周一起到郫县安庆乡了解情况。这里的情况不比我们那里更好一些。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一)密植问题。(二)干部说假话。(三)群众积极性不高。(四)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干部不说老实话,真是个危险。什么时候干部说真话就好了。可以断定,这里还没有很好地贯彻主席的通信。

5月30日 上午,讨论公社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田主持。讨论组织机构问题,财务制度,竹子管理问题,供给制问题。

6月1日 拟食堂调查提纲、粮食供给制问题调查提纲。晚上,田决定向全体社员传达毛主席的信,通过广播的形式。读完信以后,田讲话。最后大家讨论。

6月2日 调查一中队三排的情况。愿意回家煮饭的人多,现在控制得这么紧,还争着要称米回家自己做饭。如果说可以自己做饭,肯定大多数都要回家煮。粮食供给制,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人只吃白米,不吃菜。下午,同乡上的几个书记开会讨论召开党员大会问题,田主持。

6月3日 全乡党员大会上午八时开幕。罗远述做公社问题的报告。今天,我整天把周明久的大会报告赶写出来,搞到深夜两点多钟。

6月4日 上午,继续开大会,周明久做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下午,各中队汇报讨论情况。

6月5日 上午,修改周明久的报告。这个报告县委要打印。下午,党员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罗报告后,田讲了话,主题是:“加强领导,党员带头,鼓起干劲,克服困难。”

6月6日 公社决定降低粮食标准,节约粮食。这一决定在群众中反映很大。

6月7日 把公社管理体制(草稿)赶写出来。

6月8日 据各中队反映,最近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出工很晚,干劲不大。走到哪里,社员都谈粮食问题,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6月9日 上午,讨论社员代表大会准备工作。

6月10日 今日端阳节,放假一天。

6月11日 上午,同社员摆谈,收集一些意见和情况。下午,大丰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开幕。说是2时开会,代表4点半才到齐。晚上,按中队分组讨论组织机构问题。

6月12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田主持。谈两个问题:代表大会小组开会问题,生产问题。

6月13日 上午,在三排薅秧子。跟社员摆谈了一些情况。普遍的感觉是没有活路。妇女对办食堂和出来做活拿工资最满意了,她们说,谁再也不敢说她们是“供猪”(指妇女依赖男人生活)了。

6月14日 驻社干部会,汇报讨论情况。下午,回到一中队,到五排跟一些社员摆谈,从目前的吃粮问题直到产量、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问题,无所不谈。对粮食问题,反映最强烈的是富裕农民。谈到产量,他们说,去年水稻产量五百三四十斤,这两年的产量越来越少。他们普遍对密植很有意见,把减产几乎都推到密植上。他们都说活路赶不起走。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一是做活路不如意,二是吃得不行。听说小麦征购每亩从300斤减到250斤,我心里稍微轻松一些。晚上,社员代表小组会,讨论财务制度和分配方案。

6月15日 各排把有劳动力不参加劳动的排排队,准备各排开会辩论。上午,到一排,想算一下麦子的产量。一边称麦子,一边跟他们摆谈。他们都对密植有意见。谈到食堂,他们都主张回家做饭。这两天跟老农谈谈,很有好处,尽管他们的话不都是对的,但有一些还是要好好研究,对我很有启发。

6月18日 田应邀参加省委扩大会,讨论食堂等问题。

6月19日 今天准备到五排,帮他们把小麦拌完,好完成统购任务。天时不利,时有小雨,只好改变计划,栽红苕。一个上午,我们十多个人栽了三亩多红苕,这是极少有的。原因是我和乡长,还有另外一个同志跟他们一起干,鼓起了他们的干劲,中间没有歇气。要在平时,这样多的人,半天只能栽一亩多。可见生产积极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6月20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汇报最后两次小组会的情况。田主持。讨论竹木管理办法,财权下放问题,民办小学问题。田提出要考虑4个问题:(一)生产小组固定不固定;(二)权力下放何时开始;(三)生产队多余的粮食、生猪和其他副食品,可以多吃、多卖、自行储备;(四)注意群众对干部的报复。

6月22日 下午,请周明久、刘生荣(公社会计)来算劳动账,直到深夜。今天是夏至,红苕应当全部栽完,但还有大半没有栽上。

6月23日 上午,田同李政委(李井泉)一起乘汽车去重庆,出席省五级干部会。下午和晚上,继续算劳动账。

6月24日 上午,布置了一下调查工作。史(敬棠)、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分头下去调查劳动生产率、社员收入情况。戚的调查材料,证明公社化比高级社时生产效率有降低趋势。李调查了一个排的27个劳力,单5、6两月比去年同期多做工分4.5%,由此得出结论,生产率提高了。但把他的材料一分析,不一定得出这个结论。今年工分多是社员全部的工作量,过去除了干社里的活,还从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劳动。从骆、戚两个人的调查看,这两年的生活水平比高级社时都有所降低。

下午,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来电话,说田要我明天晚上去重庆,把材料带上,并要骆文惠回家看看(骆是四川云阳人)。

6月25日 继续整理材料。上午请供销社、银行、糖果店、市场管理委员会和粮站各方面的负责人,谈了一下几年来镇上经济发展情况,并请他们整理出一些材料。这次座谈会提出许多新鲜问题,很启发思想。

晚上,乘10时快车去重庆。

6月26日 材料交给夫子(当时中办秘书室的人称田家英为“夫子”),作了一些说明,他感到很有用。晚上,扯谈了一下,田决定我们再在四川留一个月,调查半个月,到新繁一个先进乡住半个月了解情况。这个决定,我很高兴,趁此机会对农村进一步做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好处。

田要我转告罗远述:(一)大丰公社的制度、体制,不要动,至少搞一年看,试就试到底。(二)9—13岁的学生,根据情况规定劳动任务。(三)发动群众讨论、总结小麦生产经验,开几种人的座谈会。(四)红苕、洋芋按户发下去,便于保存。吃食堂的,可以交上煮,也可以自己煮,食堂只煮米。(五)田头积肥经常化。(六)开会的同志都赞成成立机建组,培养机工学徒。

6月27日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现有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一直搞到12点多。用工量的材料,原来的调查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写上密植和施肥的情况,不能说明问题。田说得对:任何一个材料要有鲜明性,反对什么,赞成什么。

6月28日 早晨田和李政委同机飞武汉,准备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一个人到招待所附近的石桥公社走了走,了解一点情况,许多问题同崇义一样。

6月29日 早6点40分乘火车到达成都。下午回崇义乡。

以上逄先知的日记中所记的调查活动、劳动情况、开会向田家英汇报的问题和田家英讲话的内容,都压根儿没有提到“试验田”这三个字。

李学谦写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记,白纸黑字,是驳斥戚本禹谎言的重要佐证。此外,当年任大丰公社党委书记的罗远述写给李学谦的信,刘冠群写的回忆田家英在大丰公社搞农村调查的文章,也都没有提到过种试验田的事。

戚本禹是田家英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田家英统一领导下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自己去种试验田。

 八、天津调查的真实情况

关于天津调查,先看看戚本禹是怎么写的。他说: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工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了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陈伯达认为我这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做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天津调查组,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两个单位的同志组成的,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带队,共16人。陈伯达为组长,田家英为副组长。开始下面分三个组,戚本禹是一个组的组长。很快调整为两个组,一个组调查天津第一钢厂,马仲扬为组长;另一个组调查天津机床厂,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这两个工厂都是天津的重点工厂。戚本禹和逄先知参加机床厂的调查。当年参加调查的老人健在的不很多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作耀还健在。他提供了一个生前不准备发表的回忆材料,对那次调查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题为《天津工业调查》。现将这个材料的主要内容记录如下: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讲到:‘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组织了东北工业调查。与此同时,6月下旬,陈伯达、田家英也组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做天津工业调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调查始终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把它看做是‘在田家英领导下的调查工作’。”

“调查组6月26日晚离京,27日凌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际处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先于我们到达,住另处。当日,天津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天津第一钢厂、天津工程机械厂和城市人民公社情况。田家英与会听取情况介绍。”

“调查组分成两组。28日,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另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为组长,中央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带一两个人做些面上的了解(不长住天津),并管两组的事,有时负责上传下达或同市里联系和沟通。”

“参加天津机床厂调查的人员,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有戚本禹、王刚、杨旭章等。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参加这个组的调查,直接向田负责。”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家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调查组按照专题分工,按八个问题起草报告,另加一个前言,共9个材料。我负责起草了《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题目和起草人,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根据当时的指示,所写上报材料或报告,都要和工厂领导‘见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显然,这个材料很难被工厂领导和管理干部通过。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缓和点,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题目(已记不清改了个什么题目)。”

“我负责调查组的事务工作,代表调查组请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当时,田家英催得很紧,8月22日,由中办一位同志直送中央办公厅每份20套。”

“不久得知,我们写的9个材料,在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全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近来看到邓力群的回忆,他说参与搞《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时曾经参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调查材料(大意)。”

“在我们送出调查材料的同时,中办的同志带回了田家英交下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初稿)》,让我们立即组织工人和干部讨论。8月23日上午、下午和晚上,调查组分别召开机床厂老工人代表、厂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座谈会。大家很兴奋,积极发言……座谈会后,高禹命我做了文字汇总,并让中办同志送中办即转田家英。”

“8月25日开始,调查组根据田家英的指示做了几天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查……9月7日,调查结束。当晚8时回到北京。前后历时70余天。29日,参加天津工业调查的两个组的全体人员,在京开了一次总结性的座谈会,调查组宣布解散。”

张作耀,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为人忠厚,作风朴实。他提供的材料,具体而真实,与逄先知的记忆完全一致。凭这个材料,就可以戳穿戚本禹在天津调查问题上所说的种种谎言。

张作耀、戚本禹、逄先知等人,都在天津机床厂作调查。组长是高禹,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行政12级,有相当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戚本禹却谎称他是天津机床厂调查组的组长,“被破格重用”。更让人惊奇的是,《回忆录》里写的关于他向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又受到陈伯达表扬的那段描述。陈伯达从来没有到过天津机床厂。逄先知等人与戚在一起调查,朝夕相处,从未听说过戚向陈作汇报。

关于天津调查材料上报及毛主席作批示的情况,张作耀的材料已经简明地提到。为了彻底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这次我们又看了毛主席批示天津调查材料的档案。

毛主席的批示,是1961年8月27日写在田家英8月24日为上报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所写的报告上。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8月23日开始的,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在会议的第二天,田家英就及时地将天津工业调查材料上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和天津调查材料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之十二,印发与会同志。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是:“印发各同志研究。毛泽东1961年8月27日”。用铅笔写的,字很大。调查材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天津第一钢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0日)》,一个是《天津机床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6日)》。机床厂调查附有8个材料,是各人分头写的,最后由组长高禹定稿。逄先知写的是《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的几个问题》。

戚本禹说,1961年底,调查结束,陈伯达叫他起草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作了批示,后来制定《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他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客观事实总是同戚本禹作对。中央档案馆对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保存得很完整,没有所谓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写的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不知戚本禹有什么本事能写出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只参加了机床厂调查,怎么能知道天津第一钢厂的调查情况?天津调查是1961年9月上旬结束的,不是年底。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早在1961年8月就由毛主席批示印发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并为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供了参考。1961年底还写什么天津工业调查报告,岂不是放马后炮?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通观《回忆录》,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写报告送毛主席,毛主席都作了批示。这样重要的事情,戚可以信口随便地说,如此吹牛,实为罕见。

戚本禹还说: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陈伯达只同调查组全体成员见过一次面,讲过一次话,去过一次天津第一钢厂。除此之外,与调查组再未照过面,撒手不管了,怎么可能同戚本禹接触多起来了,还经常要戚向他汇报工作?在天津机床厂的调查组,组长是高禹,陈伯达即便要听汇报,也应是高禹去汇报,上面还有一个柴沫秘书长,轮不到戚本禹。不仅如此,戚本禹竟说在与陈伯达经常接触中,发现陈伯达和田家英的矛盾已经很大了。在1961年那个时候,戚本禹是不可能了解陈、田之间的关系的。不知道戚本禹又是从哪里听到一点风声,就做起“文章”来了。戚本禹说什么他被夹在陈、田中间左右为难,只要是陈肯定和支持的事,田都说他办得不好,老挑他的毛病。这纯粹是捏造,一为了抬高他的身份,二为了捧陈贬田。

九、关于办《群众反映》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在1961年底,我参加天津调查结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书室。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田家英说,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工厂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说他是个好同志,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

“那时的秘书室还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意见,连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批示,这就让他们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个矛盾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田家英他们就商量了,干脆我们秘书室就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来访所提出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刊物上,把它们综合地反映出来,然后把刊物分送给主要的中央领导。”

这就是办《群众反映》的由来。办这个内部刊物是一件好事。戚本禹为办刊是出了力的,做出一定的成绩。但他自我吹嘘太过分,说什么田家英要他做秘书室全局性的工作。当时秘书室的领导有田家英、陈秉忱,全局性的工作怎么也轮不到他。

戚说,秘书室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主席,而汇总工作通常是他来做。

当年负责处理群众来信的李公绰、沈栋年、负责处理群众来访的吕澄,领导打字室工作的王象乾,异口同声地说:“根本没有这个事,绝对没有,绝对不可能,这纯粹是戚本禹吹牛。”

戚本禹为了夸耀自己的工作成绩,写了这样一段话:

“头几期出来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让他去跟主席说,现在群众来信不送了,改成送《群众反映》了。没想到,在开头的几期《群众反映》上面,主席就一连作了三次批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刊物搞得影响很大了。后来,我问林克,主席是不是经常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来催问的。在‘文革’的时候,叶群也跟我说过,林彪对《群众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戚本禹还用压低别人的办法抬高自己,他说:

“前面说了,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的《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份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参加座谈的当事人,都觉得戚吹得太玄了。林克早已作古,死无对证,戚就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林克这个人温文尔雅,说话很平和,更没有夸张的口吻。戚编造林说过的话,一点也不像,倒是很像戚本禹本人的口气和语言。

李公绰说:“《群众反映》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是反映葛慧敏用军用飞机运鸡那期引起一些轰动,引起谭震林不满。”

王象乾说:“戚说《群众反映》林彪每期都看,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我曾打电话问过林彪的秘书,问林彪对《群众反映》有什么批示,是不是每期都看?秘书说,没有批示过,不是每期都看,有时我们挑一点送给他看。”

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头几期,真的一连作了三次批示吗?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真的比《情况简报》还要多吗?戚本禹离开秘书室,由别人接办的《群众反映》,主席真的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做什么批示吗?拿事实来说话吧!查了一下《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主席批示《情况简报》共21期,批示《群众反映》只有5期,而这5期都是在戚本禹离开秘书室之后,由别人接手编辑的。

戚本禹为了吹嘘自己,压低别人,竟任意地胡编乱造。

更不应该的是,戚本禹借《群众反映》问题,有意地贬损田家英,他说:

“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次(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

《群众反映》,田家英让戚本禹签发,这本来是对他的信任,戚本禹却把田家英的好心往坏处去想,反诬田家英推卸责任,没有担当。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不是说过:“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来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吗?田家英为人是否有担当,自有公论。(逄先知 吕澄 栋年 王象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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